巴黎奥运会：运动员家长的支持日益增强

巴黎奥运会为运动员家长提供的支持只是女性体育运动兴起的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强调了孕产和育儿需求。

在法国，奥运村首次为运动员的孩子提供托儿所，主办方还为哺乳母亲提供私人房间。但奥运会并非孤例。

国际足球联合会（FIFA）最近增加了新政策，扩展了2020年通过的开创性法规，为运动员提供至少14周的带薪产假。新规扩大了教练的福利，给予收养父母和非生物母亲的带薪假期。

同样，美国田径联合会在四月份推出了一项计划，为运动员在生育后重返运动提供更大的经济支持和保险保障。

对于其他体育项目的运动员，美国奥委会推出了美国新家庭基金，向父母提供用于托儿、婴儿用品和喂养支持的资助。

美国国家足球队后卫凯西·克鲁格欢迎体育界对孕产和年轻孩子家长需求的重视。

对克鲁格而言，这关系到个人。当她本周在法国比赛时，她将有地方哺乳她的儿子。

“我刚与教练组和美国足球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对话，他们一直在与FIFA联系，以解决一些后勤问题，”克鲁格说。“我仍在母乳喂养我的儿子，所以他会和我们一起去体育场。他们非常配合，确保他有一个房间，我可以在比赛前哺乳。因此，我感到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然而，总体而言，国内联赛和国际大型赛事如奥运会对父母需求的适应性措施五花八门，因各项运动和代表国家的不同而异。

FIFA作为全球最大女性单项体育赛事——女子世界杯的监管机构，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可以为运动员设定标准。

去年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举办的女子世界杯为FIFA提供了引入新政策的机会，这些政策要求运动员在外出比赛时需在家待上数周。变化包括旅行团队中允许带保姆，甚至在官方交通中提供儿童座椅。

FIFA的新指南还要求球队在经期可能出现的问题上给予时间休息。此外，转会规则也进行了更改，为球队在运动员怀孕或请假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如果我们希望将女性纳入足球运动，就必须从游戏的每个方面都纳入她们。... 我们需要确保她们在劳动层面上受到保护，能够通过踢足球谋生，并且如果她们想要建立家庭，无论是生育、收养，还是非生物母亲，都不会受到惩罚，”FIFA女子足球负责人萨拉伊·巴尔曼表示。“如果我们希望全球更多女性参与足球并通过此谋生，那么这些措施绝对是必要的。”

但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说，孕产和育儿的环境充满困惑和挑战——这往往取决于他们国家的法律，或者法律的缺失。许多奥运项目的运动员并未被传统劳动合同覆盖。

田径运动员通常依赖于企业赞助。前短跑运动员阿利森·费利克斯，11次奥运奖牌获得者，曾在2019年指责耐克在她怀孕期间的待遇。她最终与耐克分道扬镳，但推动了该公司改变政策。

跨栏运动员克里斯蒂娜·克莱蒙斯，一位新妈妈，最近在奥运选拔赛中参赛，她表示得到了美国田径联合会和下属基金会及企业赞助商多力多滋的支持。然而，经历并不总是积极的。

“我与阿迪达斯合作了12年，生完孩子后他们没有续签我。但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跨栏运动员之一。那么这有什么意义？我们能想到的唯一原因就是我生了孩子，”她说。

产假和儿童护理早已成为女性与美国足球协会之间集体谈判协议的一部分。2022年，球员与协会达成的历史性平等薪酬协议中包括了为父亲在比赛和训练营期间提供儿童护理的条款。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在其劳动协议中有类似条款。

国家女子足球联赛和WNBA也在其劳动协议中认可了父母的需求。WNBA在2020年的集体谈判协议中采纳了全额带薪产假，并提供儿童护理津贴。

通常，改革由运动员自身推动，正如费利克斯的例子。塞蕾娜·威廉姆斯从怀孕中复出，促使WTA采用新的排名规则，不再惩罚因生孩子而缺席的女性运动员。

英格兰橄榄球联合会为运动员提供26个月的全额带薪产假。

然而，在世界许多地方，这样的政策仍未被采纳。这就是FIFA努力的重要原因。

“也许这个消息在美国的影响不大，因为球员受到良好的保护。在法国，或在西班牙也是如此。在一些国家，我们并没有重新发明轮子，这一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存在，”FIFA首席法律官埃米利奥·加西亚表示。“但我们为211个地区提供监管。因此，这些措施在某些国家可能会产生很大影响。”